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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荃

时间:2017-06-08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娄底文旅投    作者:娄底文旅投 - 小 + 大


  曾国荃(1824-1890),字沅浦,号叔纯,又名子植,湖南双峰县荷叶镇人,湘军主要将领之一。咸丰二年(1852)取优贡生。咸丰六年,攻打太平军“有功”赏“伟勇巴图鲁”名号和一品顶戴。同治三年(1864),曾以破城“功”加太子少保,封一等伯爵。 同治间,与郭嵩焘等修篡《湖南通志》。 1875年后历任陕西、山西巡抚,署两广总督。光绪十年( 1884)署礼部尚书、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。光绪十五年(1889)加太子太保衔。翌年卒于位,谥“忠襄”。因善于围城有曾铁桶之称。清朝著名大臣曾国藩的九弟。
  早年随兄曾国藩筹建湘军,清•咸丰六年起独领一军,因攻打太平军“有功”赏“伟勇巴图鲁”名号和一品顶戴。同治三年(1864年)以破城“功”加太子少保,封一等伯爵。同治间与郭嵩焘等修篡《湖南通志》。 光绪像
  1856年(咸丰六年)率湘军赴援江西省吉安,对太平军作战,称吉字营,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。
  1860年5月围攻安庆。1861年9月攻陷。1862年(同治元年)授浙江按察使、江苏布政使,5月围天京(今南京市)。
  1863年擢浙江巡抚。1864年7月攻陷天京,纵兵焚烧抢掠7天7夜,血洗全城。1866年调湖北巡抚,因对捻军作战失败。1867年称病退职。
  1875年(光绪元年)后历任陕西、山西巡抚,陕甘总督,继署两广总督。光绪十年(1884年)署礼部尚书、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。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封一等威毅伯,加太子太保衔。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史列传》等文献中收入《曾国荃传》等几种主要传记资料和梁小进编撰的曾氏年表。
  1890年在南京病卒于任上,终年66岁。谥“忠襄”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刊行《曾忠襄公全集》(全6册,岳麓书社2006年11月出版)传世,包括奏疏、书札、文集、批牍、年谱、荣哀录共67卷,约175万字。
  -丁丑奇荒
  光绪三年(1877),曾国荃来山西上任。那一年,正是华北、华东、西北九省发生罕见灾荒之年(时称“丁丑奇荒”)的第二年。
  “丁丑奇荒”,起于光绪二年(1876),止于光绪四年(1878),山西等一部分地区拖到光绪五年(1879)。灾害蔓延北方九省,受灾人口多达两亿。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起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!其中山西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,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。真可谓是“千里无鸡鸣,生民百余一”。
  是年(1877)的大致情形是:农田颗粒无收,蝗虫铺天盖地而来,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。旱情不断发展,可食之物罄尽,发生了“人食人”的惨剧。九个省份遭灾,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直隶五省是重灾区,山西最严重,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。有活人吃死人肉的,还有将妇女或孩子活活杀死吃掉的。
  就在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时,清0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,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。五月,朝廷一次给山西的灾民划拨了20万两赈灾银,令曾国荃采买粮食,运往山西赈济。从此之后,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。
  曾国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际,清0已经下令:允许各省开设捐局。所以,曾国荃到山西时,手里已经拿上了户部发放的两千张空白“鬻爵”文本,可以筹措款项了。自此,山西得到清0的多项赈灾政策,不能不说与曾国荃有关。
  史料记载:当年8月,同样灾荒的河南、山西两省,其得到的赈灾救济是不一样的。山西其时已经得到了国家的二十万两赈银、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救济银两。同时,朝廷又把八万多石粮食给了山西,给河南的仅仅是四万多石。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、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,山西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。之后,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,而且又明确:七成归山西,三成归河南。几天之后,不知通过何种渠道,清0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,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,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,全部划给山西,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。由此,曾国荃与山西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,同时也与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。现在,以太原为中心的山西,许多地方留下了曾国荃的足迹;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商大户,许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国荃的墨宝。
  光绪五年(1879)。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,请示重修山西通志,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,设馆聘人,展开工作。曾国荃离任后,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,《山西通志》遂于光绪十八年(1892)付梓。
  -铁桶扬名
  曾氏兄弟5人,除曾国藩文才武略,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外,九弟曾国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3人,不仅对于清朝功不可没,对曾国藩的帮助也最大。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,生于道光四年(1824年)。16岁时,跟着他的父亲到京师,就学于曾国藩,很得乃兄的嘉许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曾国荃离开京师回原籍,曾国藩送他到芦沟桥,以诗为别,写道:“辰君平、午君奇,屈指老沅真白眉。”曾国潢生庚辰岁,曾国华生壬午岁,曾国荃字沅甫,故以“辰君”、“午君”、“老沅”分别代指3人,诗赞曾国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几人之上。曾国荃生性十分高傲,史-载他“少年奇气,倜傥不群。”1847年曾国荃以府试第一人入县学,不久举优贡。 曾国荃信札
  1856年,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在江西湖口惨败后,被太平军围困南昌周围的狭小地区,处境十分险恶。曾国荃为了救援其兄,与吉安知府黄冕劝捐募勇3000人,援救江西,连陷安福等地,进围吉安。太平军凭险死守,等待援兵,攻城非常困难。曾国荃等采取挖壕筑垒的战略,实行长围久困之策。以后攻安庆,陷天京,曾国荃都以挖壕围城取胜,因此有了“曾铁桶”的外号。
  据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讲,曾国荃每次攻确一个大城市,或者打了胜仗,总要请假回家一次,置田盖房,大约也是衣锦还乡,炫耀武功的意思,曾国藩在军中十几年,权倾朝野,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营建过屋宅。这可以说是兄弟二人的不同之处。攻下吉安后,曾国荃当然是回老家买田建宅去了。
  天京事变后,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,给太平天国内部带来了沉重打击。洪秀全为扭转危局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起用了陈玉成、李秀成、林绍璋等一批青年将领。首先陈玉成率部攻克庐州,后又配合李秀成在乌衣渡大败清军,接着又乘胜追击,直下浦口,攻破清军的江北大营,解了天京之围。随后又在战略要地三河镇之战全歼湘军精锐之师6000余人,湘军大将李续宾、曾国华同时毙命。
  正当曾国藩因为三河镇的惨败痛苦不堪的时候,曾国荃率领他的湘军,攻破了吉安城。曾国藩从吉安之役中,看到了九弟曾国荃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兵打仗的才能,认定他是个可以担当大任的人物。自此以后,曾国藩就把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队,处处予以照顾。曾国荃果然不负兄长的厚望,作战勇猛,攻无不克。他手下的将士也大都是亡命之徒,每攻下一城,曾国荃命令放假三日,任凭兵勇烧杀抢掠0淫,无恶不作。因此这支湘勇在攻城时,都能奋不顾身,铤而走险,这个特点在后来围困安庆、攻陷天京时表现尤为明显。
  -安庆之战
  咸丰十年(1860年)5月,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以北的集贤关,开始了对安庆的围攻。安庆位于长江中游,溯江而上则能据汉口、武昌,顺水而下,则南京门户洞开,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。在湘江准备攻取安庆时,该城已被太平军占领达9年之久。
  1860年6月,安庆攻坚战拉开序幕,曾国荃率湘军8000人进逼安庆。在城西、城北开挖长壕两道,造成包围之势,断其军粮。城内太平军屡次出城作战,湘军都坚守壕垒,不轻易越壕迎战,屡屡挫伤太平军的锐气。太平军陈玉成部前来救援,也始终无法突破湘军的阵地。一时间,交战双方全力以赴,安庆的争夺成了关系着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军力消长的决战。驻在长江南岸距安庆几十里远的东流的曾国藩,都可清晰地听到交战的火炮轰鸣声,可见战斗的激烈。在这关键时候,太平军首领陈玉成犯了一个大错,5月19日他率数千太平军赴桐城会合洪仁和林绍璋,商讨下一步行动,却留8千人守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各垒,留4千人守集贤关内赤岗岭四垒,这样就使1万余人的部队陷于孤军作战且没有 曾国荃画像
  主帅的境地。5月20日,湘军将领鲍超开始猛攻集贤关外太平军四垒,太平军守将刘琳骁勇善战,战斗打得十分激烈。6月8日,赤岗岭四垒也被湘军团团围住,太平军已是山穷水尽。鲍超派人劝降,有三垒太平军-投降。刘琳率数百人突围,被湘军穷追,一直追到溪河边,太平军已无力战斗,大部被生擒。
  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,整整打了20天,陈玉成的精锐4千余人全军覆没,赤岗岭投降的太平军和随刘琳突围被俘的战士,全部被湘军斩杀,刘琳本人也被肢解。7月7日至8日,曾国荃和湘军水师互相配合,将陈玉成留在集贤关内和菱湖两岸的十八垒全部攻破,太平军8千官兵全部被杀。
  这段时间,战争的激烈、残酷,超过了湘军以往参加的任何战斗,一月内,仅在集贤关内外,太平军死亡一万多人。湘军除在战场上杀戮外,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-,屠戮之惨状,连性格极为蛮狠、凶残的曾国荃手脚都感到瘫软,表示打完这一仗后,他要回家做乡农了。
  此时,安庆与外界的联系已经断绝,只有一些外国商人将粮食偷运过去卖给太平军,曾国荃就派兵士守在航道上,当外国商人的运粮船开来时,就以高于太平军的价格将粮食收买,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就完全断粮了。1861年9月5日,曾国荃用地道填埋0轰倒安庆北门城墙,湘军蜂拥而入,城内太平军由于饥饿,已拿不动刀枪,无力抵抗,主将叶芸来等16000余官兵投降。湘军占领安庆后,曾国荃命令将投降的太平军分成100人一批,轮流叫他们进屋领路费,进屋后便由刀斧手-起来,从后门押出去砍头,整整砍了一天一夜,杀完1万多人。从此,曾国荃也得了一个“剃头匠”的绰号。进入安庆城后,曾国荃将英王府的所有财富据为己有,全部装上船只,运回湖南荷叶塘家中。
  安庆之战,曾国荃又为湘军立了一大功。安庆的陷落,为进攻天京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清廷以曾国荃“智勇兼施”赏加布政使衔,并赏穿黄马褂。
  -目光短视
  太平天国起义后,清朝的“国家军队”绿营兵腐朽不堪,简直是不堪一击,相反,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、组建的湘军这种“民间武装”,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却屡建奇功,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。
  1853年2月,太平军从武汉顺江东下,攻占安徽省城,杀死安徽巡抚。这时,安徽地方当局一片混乱,犹如惊弓之鸟,也开始纷纷兴办团练自保。此时李鸿章还在京城当翰林院编修,据说某天他正在琉璃厂海王村书肆访书时听说省城被太平军攻占,于是“感念桑梓之祸”,同时认为投笔从戎、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,于是赶回家参与兴办团练。李鸿章以一介书生从戎,无权无兵无饷,更无丝毫军旅知识,所以徒有雄心壮志而一败再败,一事无成,曾作诗以“书剑飘零旧酒徒”自嘲,足见其潦倒悲凉的心境。
  1859年初,几乎走投无路的李鸿章在其兄李翰章的引荐下入曾国藩幕。在曾国藩幕中,经过几年戎马历练的李鸿章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,深得曾的器重。不过,心志甚高的李鸿章并非对幕主唯唯诺诺,而是主见甚强,曾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。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,修书力劝他重回己幕。而李也认识到离开曾国藩自己很难成大事,于是“好马也吃回头草”,并不固执己见,欣欣然重回曾幕。由此也可见曾、李二人处世之道的圆熟。
  1861年下半年,太平军在浙东、浙西战场连获大捷,直逼杭州、上海。此时上海早已开埠,“十里洋场”中外杂处,富庶繁华,有“天下膏腴”之称。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,官绅自然惊恐万状,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。此时正在倾全力围攻“天京”的曾国藩感到手下无兵可分,于是拒绝了上海官绅的乞求。不过来者知道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器重,于是私下找到李鸿章“晓之以理,动之以利”,详陈上海的繁华盛况,“商货骈集,税厘充羡,饷源之富,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”,如果上海被太平军占领,如此巨大的财源“若弃之资贼可惋也”。此说利害明显,自然打动了李鸿章,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。在他的劝说下,曾国藩也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,同时想藉此争得江苏巡抚重要职位,于是决定派兵沪上。经过慎重考虑,曾国藩决定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,不过考虑到此时湘军兵勇严重不足,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、得意门生李鸿章为辅领兵援沪。
  之所以要派李鸿章前去辅佐曾国荃,并非因为曾国荃能力不行,而是湘军素来只征召湖南人,无论在何处作战,都要经常返湘募兵,长期作战在外,兵源终愈来愈紧,此时很难大量分兵援沪。而曾国藩早就认为徐、淮一带民风强悍,可招募成军以补湘军之兵源不足。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,又是他久经历练的“门生”,自然是回籍募兵援沪的最佳人选。早就想“自立门户”的李鸿章立即抓住这一机会,急忙赶回家乡。要在短期内组建一支军队殊非易事,于是他通过种种渠道,将家乡一带旧有的团练头领召集起来,迅速募兵招勇,加紧训练,短短两月之内就组建起一支有几千人之众、以湘军为“蓝本”的自己的私人军队——淮军。 李鸿章画像
  不料,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,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“天京”的头功,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,拒不放弃进攻“天京”而援兵上海。无论老兄曾国藩如何三番五次再三再四地催了又催,老弟曾国荃就是迟迟不动身,无奈之下,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,仅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。这样,李鸿章就由“辅”变“主”,对他来说,这可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。春1862年4月初,在曾国藩湘军的支持下,李鸿章率刚刚练成的淮军乘船东下抵达上海;这月底,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,几个月后便实授江苏巡抚。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风顺,端赖曾国藩保举。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12月赶回家乡办团练时,曾国藩接进行谕旨,奉命调查江苏、浙江两省巡抚是否称职胜任。曾国藩在复奏《查复-抚臣及金安清参博士学位折》中称这两省巡抚均不称职,指责江苏巡抚“偷安一隅,物论滋繁”,“不能胜此重任”,并附片奏保李鸿章不仅“精力过人”,而且“劲气内敛,才大心细,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,臣再拨给陆军,便可驰赴下游,保卫一方”。以曾氏当时的地位,他的意见不能不为朝廷重视。因此迅速任命李鸿章为巡抚同时身兼通商大臣。
  对曾国藩而言,此事是将地位重要的江苏行政权力纳入了自己的“势力范围”,使当地的“军政”和“民政”实际统归自己,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“军队”与“地方”的矛盾。对年近四十的李鸿章而言,此事使他成为朝廷的一员大臣,虽然从官制上说仍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属下,但已摆脱了曾国藩“幕员”身份,顿时豪情万丈,其一生事业“由此隆隆直上”。当然,李鸿章也知道这完全是曾国藩对自己的“栽培”,所以立即致书曾氏深表感谢:这都是您对我多年训练栽培的结果,真不知如何报答,“伏乞”您从远处赐予批评指教,以免我犯错。
 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证明,“华洋杂处”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;“洋人”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。谁能掌控上海,谁就财大气粗;谁能与“洋人”打交道,谁就举足轻重。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,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“洋人”打交道的漫长生涯,也因此他后来才 雨花台
  能在政坛上超过“湘系”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。显然,就个-势隆替而言,当时“防卫上海”要比争得“克复天京”的“头功”重要得多。可惜曾国荃拒不赴沪而失此“良机”,足见其昧于历史大势。更能说明曾国荃短视的是,当他九死一生夺下“天京”后,连夜上奏报捷,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清廷的奖赏,反而被清廷严厉斥责。朝廷降谕指责他不应在破城当日夜晚返回雨花台大本营,责备他应对上千太平军将士突围负责。不久上谕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,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。清廷的谕令对曾国荃毫不客气,点名痛道:“曾国藩以儒臣从戎,历年最久,战功最多,自能慎终如始,永保勋名。惟所部诸将,自曾国荃以下,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,勿使骤胜而骄,庶可长承恩眷。”实际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进退,将“勋名”难保、不能“长承恩眷”,暗伏杀机。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是中国政治传统,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如此功勋卓著,清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、一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。显然,对曾国荃来说,当时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“协防”上海得到实际利益,而将“克复天京”的头功让与他人。但正是曾国荃对历史大势的短视,恰恰成就了李鸿章以后“宏图伟业”。
  -深入天京
  1862年春,曾国藩开始部署进攻天京。他又把主攻的任务交给了弟弟曾国荃。急功近利的曾国荃在清军未按原计划出师前,率军急进,连下无为、巢县、含山、和州、太平府、东梁山、金柱关、芜湖、江宁镇、大胜关等地,直逼天京城,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,使军队处于孤立突出的险境。曾国藩替他担心不已,写信劝他暂时后退,以求稳妥之策。但是曾国荃却认为:“舍老巢勿攻,浪战无益,逼城足以致敌。虽危,事有可为。”丝毫没有退兵的念头。曾国藩准备派李鸿章部前去援助,也遭到他的拒绝。他开始在天京城外深挖壕沟,广筑防御工事,并结合水师,全力出击,靠2万军队击退了号称20万的太平军援部。曾国藩见他打了胜仗,又赶快劝其趁好即收,撤兵天京,以保全功业。此时已觉胜券在握的曾国荃力排众议云:“贼(指太平军)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,向公(向荣)、和公(和春)正以退致挫,今若蹈其覆辙,贼且长驱西上,何芜湖之能保?况贼乌合无纪律,岂可见其众而自怯?”他还谢绝了白齐文指挥下的“常胜军”的支援。
  是时江南流行瘟疫,曾国荃军中也开始蔓延,湘军元气大伤。1863年能够-连捷,几年夺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战略据点,都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“战绩”。到了1864年2月,曾部已将天京合围,7月19日午后,曾国荃的心腹、亡命徒李臣典点燃埋在天京城墙下面的三万斤火药,一时间“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,约一点钟之久。忽闻霹雳砰訇,如天崩地圻之声。墙垣二十馀丈随烟直上……”,天京陷落。
  湘军入城后,在曾国荃纵容下,肆意践踏妇女,-无辜百姓,到处挖掘窑藏,掠夺财宝。湘军所为,令人发指。曾国荃所得金银细软、稀世珍宝盈筐满箱,难计其数,其贪婪残暴之名于是遍闻天下。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、财货如山,一时间,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,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。在城市被洗劫一空后,为了消赃隐罪,他还纵兵放火烧房,使天京城顿成一片火海,破坏极为严重。曾国荃还命令湘勇把洪秀全的尸首挖出,拖到长江边上浇油烧掉,然后将骨灰填进火炮,点烧引信,打到江中。接着斩杀被俘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、福王洪仁达(洪秀全二哥),并大肆杀戮无抵抗能力的太平军。
  攻下天京后,清廷赏加太子少保衔,封一等威毅伯。但曾国荃并没有青云直上,反倒受到官绅的非议和清廷的追究。一则是他贪得无厌,拒缴所得窑金;二则是他谎报洪秀全之子洪天贵已死,其实正是他的疏忽,才使他们得以脱身。曾国藩当然要比其弟深思熟虑得多,也更谙熟为臣之道。他急忙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,请求将四弟开缺回籍。
  -晚年生涯
  曾国荃开缺回籍后,心绪不佳,不久得了一场大病,直到1866年才奉清廷之谕,起任湖北巡抚、陕西巡抚、山西巡抚。在任山西巡抚期间,正逢晋地久旱无雨,赤地千里,曾国荃多方措款、筹粮,办理救灾度荒事宜竭尽全力。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,曾专门修建生祠,以纪念他。
  1866年春调湖北巡抚,8月奉命帮办军务,镇压新捻军,成为捻军最危险的敌人,次年5月复称病退职。1875(光绪元年)授陕西巡抚迁河东河道总督。翌年调山西巡抚。1881年升陕甘总督,旋乞病开缺。1882年5月调署两广总督。1884年2月署礼部尚书。8月授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。中法战争起,受命督南洋水师赴援闽、台,阳奉阴违,敷衍搪塞,11月被革职留任。翌年开复。整顿海防,增添兵船、水雷等新式武器。可谓防边有策,助战有功,使沿江军民六年相安无事,撑起东南半壁河山。1889年加太子太保衔。1890年曾国荃病逝于南京,时年67岁,谥忠襄。有《曾忠襄公奏议》存世。
  李鸿章送挽联称他:“易名兼胡、左两公,十六言天语殊褒,恩数更惊棠棣并;伤逝与彭、杨一岁,二三子辈流向尽,英才尤痛竹林贤。”清朱孔彰在《中兴将帅别传》中评议曰:“中兴拨乱,忠襄之勋烂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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